1990年，Thiemermann和Vane发现，给予实验动物N^G-甲基-左旋精氨酸（MeArg），能够使大肠杆菌内毒素造成的低血压得到明显改善，使血压显著升高。这是一氧化氮可能参与脂多糖对循环效应的最初证据，结果如图15-2所示。该结果的难以解释之处在于，给予左旋精氨酸-一氧化氮途径的抑制剂MeArg，能够使血压较对照组有所升高。

事实上，给予MeArg较之单独给予内毒素导致的血压下降程度差别不大。

Hosford等学者研究了PAF抑制剂对于冲击剂量内毒素静脉滴注造成低血压的缓解作用，结果发现，血压下降程度与上述实验相当，但是没有证据表明PAF参与了内毒素引发的血管低反应性。

经静脉注射大剂量的内毒素造成的迅即而显著的低血压与临床上内毒素血症时的血管反应性的丧失并不相干。临床内毒素血症时，血管反应性的丧失可以通过静脉持续缓慢滴注不引起体循环动脉压明显下降的低剂量脂多糖来模拟。

有两种动物模型可供验证血管反应性丧失与低血压无关。一种为处于麻醉状态的大鼠，这种情况下去除了内毒素引发的儿茶酚胺作用；另一种为通过脑脊髓刺毁法制成的大鼠模型，它被去除了交感神经的血管支配。

Julou-Schaeffer等通过麻醉鼠的实验研究发现，静脉滴注去甲肾上腺素造成的升压反应可被静脉持续滴注大肠杆菌内毒素所抵消，这种内毒素的抑制作用又可被静脉滴注左旋精氨酸-一氧化氮途径的抑制剂如L-NMMA或L-NAME所纠正，而使用D-NMMA则无此效应，若接着补充左旋精氨酸，则血压再次下降，重新表现为对去甲肾上腺素的低反应性。

在无内毒素存在的情况下，L-NMMA与左旋精氨酸均不会抑制去甲肾上腺素的升压反应。这种内毒素-内毒素抑制剂和左旋精氨酸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特异性，只有左旋体才具有恢复升压反应性的能力；再次恢复的血管反应性只有给予左旋而非右旋精氨酸才能使血管反应性再次受抑。若以吲哚美辛阻断前列腺素合成，则上述L-NAME恢复血管对去甲肾上腺素的升压反应并未受到影响，故推论环氧化酶途径并不参与内毒素血症时的低血管反应。

在另一实验中，Gillespie使用脊髓毁损大鼠，这种大鼠对于电刺激引起的脊髓交感神经输出发生频率依赖的升压反应。这种升压反应也可被内毒素抑制，而L-NAME或血管升压素能恢复血管反应性。与前述麻醉大鼠实验结果不同的是，无内毒素存在时，L-NAME和血管升压素可增强血管对去甲肾上腺素的反应性。Guc等推测，可能是这种情况下有更多的钙离子流入，造成血管收缩的结果。

L-NAMA也能够抑制由内毒素引发的巨噬细胞释放肿瘤坏死因子，造成低血压反应。与内毒素相似，肿瘤坏死因子能够造成明显的低血压，抗肿瘤坏死因子抗体可阻断这种效应。大鼠实验中，抗肿瘤坏死因子抗体也能对抗由内毒素造成的血管无反应性，肿瘤坏死因子能使内皮细胞释放白细胞介素-1等细胞因子。

现在仍不清楚对交感神经刺激或去甲肾上腺素的无反应性发生于血管床的哪一部位，但肾脏及肠系膜血管肯定是受累的。在离体的冠状动脉，由血栓烷类似物U46619导致的缩血管反应可被内毒素抑制，而地塞米松又能消除这种抑制。